敌人尚未离去,但军中气氛也不可避免地松懈下来。大军疾行两日,一座恢弘的灰色雄城出现在了眼中。京师,终究是到了。
东京汴梁,唐末为汴州,是五代梁、晋、汉、周四朝旧都,赵匡胤陈桥兵变夺取政权后,仍旧建都于此。
北宋立国后,宋太祖忧心于“天下自唐季以来,数十年间,帝王凡易八姓,战斗不息,生民涂地”的事实,采取“杯酒释兵权”这一创新举措,以高爵名位、良田美宅换取了京师重将的权柄,不仅成功稳定了中枢,还顺便做出了示范和表率;其后继续收拢地方实权节度使兵权,收其精兵,制其钱谷。此外,他又极力提高文臣地位,把“以文御武”定为国策并落到实处。一套组合拳下来,达成了令出于上而下不可与闻的成效。宋太祖的这番亮眼操作也成为了“没有什么事是一顿酒办不成的,一顿实在不行就来两顿”的有力佐证。
太祖的继任者赵光义,在经历了高粱河之败和赵德昭之事后,更进一步采取“守内虚外”的政策,无时无刻不在“事为之防,曲为之制”,将预防内忧当作头等大事,而预防外患则放在了次要地位。
太祖、太宗的政策有效弭平了内部隐患,可外敌始终存在,并且依然强大,东京也时刻处在辽人铁骑的威胁之中。而自高梁河之败后,宋对辽彻底处在了弱势,及至真宗与辽订立澶渊之盟,以花钱消灾的方式换取和平,两国敌对关系才算真正缓和下来。
随着战争阴影远去,大量人口滋生,官商富户也持续涌入,京师汴梁进入了空前的繁荣。举目则青楼画阁,秀户珠帘;雕车竞驻于天街,宝马争驰于御路;汴河之上,南来北往的客商舟船连绵不绝,物资之丰盈,生活之奢靡,为历朝历代所罕见。
然而当“以文御武”成为祖制,军队战力的下滑也无可避免。
京中将门之后或沦为架鹰走马的纨绔,或追随文人墨客附庸风雅,祖辈的豪勇血性消失无踪;本该是京师倚仗的十数万禁军厢军,成为世人口中的赤佬、贼配军,彻底沦为权贵之家的鹰犬走卒。
随着京师之地承平日久,垂髫之童但习鼓舞,斑白之老不识干戈,民间尚武之风荡然无存。
当金人的铁骑骤然踏足城下,四处攻杀劫掠制造惨祸,对京中人心造成的恐惧和慌乱是无以复加的;而朝堂之上那些平日里一言可决天下事的国之柱梁,无论做出的应对多么荒唐无稽也就不难理解。正所谓矫枉过正,必有此因缘果报。
当种师中的西军受命驻扎于西水门外,触目所及的便是连番大战之后萧条破败的景象:城外偏厢的大片民居被烧毁坍塌,攻城器械散落各处,浓的化不开的乌黑血迹凝固于城墙上下,护城河中和原野之上横七竖八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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