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收入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、国有资源(资产)有偿使用收入以及其他收入等。
但是要注意,目前全县国有企业是亏损的,每年需要计划亏损补贴,这项为负收入,冲减财政收入。
像纺织厂、化肥厂、橡胶厂那几个厂,之前每年需要财政补贴大量资金,算是政府的一大负担。
并购之后,至少包袱就没了。
“现在每年发工资需要多少钱?”
“财政供养人员9700多人,其中,县直单位公务员和事业编1700多人,乡镇干部1200余人,剩下的就是教师和卫生系统人员,每年发工资大约需要1.8亿左右。”
“也就是说每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够发工资的,还需要依靠转移支付和借款。”梁江涛沉吟道。
他知道中西部地区基层财政状况不佳,但没想到差到了这种程度。
工资只是三保的一个方面,除此之外,还要保民生、保运转。
这样下去,何谈发展?
就算能有增长,也是透支未来而出现的虚假繁荣。
有什么意义?
“书记,加上保民生、保运转,每年一共需要2亿多,如果再进行项目建设,只能争取上级拨款,本级财政配套一般都是通过举债。不过这几年土地使用收入快速上涨,今年预计提升更多。如果加大卖地的力度,可能是一个好办法。”孙一民道。
这梁江涛当然知道。
从今年开始,全国将进入房地产快速发展的时代。
土地使用收入属于政府性基金收入,也就是卖地款项,再过几年后形成了有名的土地财政。
越是中小城市,越是依赖土地财政。
但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手段。
短时间内看能够得到大量资金。
但从长远看,一是地总有卖完的那一天,不具有可持续性。
二是容易形成依赖,毕竟这钱来的太简单了,而且房地产开发中很容易出现腐败现象,所以很多领导干部热衷于搞土地财政。
像燚城这样的四线小县城,很容易形成土地财政依赖,其实是一种寅吃卯粮,得到的全都是泡沫,经济发展全被耽误了。
潮水退去,一地鸡毛。
再想转型,已经没有机会了。
所以,产业发展才是硬道理。
“这样,从省发改委的项目款里挤出来,优先偿还县直部门对于民营企业的欠款,其他欠款,包括乡镇的欠款,三年内偿还完毕。”梁江涛道。
“是,书记。”
梁江涛的指示,孙一民当然绝对服从。
原则上讲,项目款要专款专用。
但地方挪用项目款的现象是很常见的,各级审计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都知道基层工作复杂,各种矛盾多发,需要很强的自主配置权。
何况,省发改委一共有八亿项目,体量巨大,挤出一点儿来问题不大。
孙一民预估了一下,欠民营企业的钱也就是七八千万,很容易就还清了。
只有明年的事,明年再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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