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凌与韩增都留在了军中。

　　刘据让韩增暂行司马之事，自然要留在建章营中，不过这只是刘据的意思，而并非刘彻的任命，因此暂时也只是虚职，充其量也就是刘据的个人顾问。

　　而韩凌则暂时安排在了和亲队伍中，与刘细君待在一起。

　　毕竟刘据此行可是出来自立的，出入带着个女眷，还安置在全是男子的军营之中，非但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，带来的影响也不怎么好。

　　现在的刘据和以前只想被废时不一样了，还是需要以身作则，方才能够服众。

　　至于洞房的事。

　　刘据倒也不是不想，而是觉得还不到时候。

　　虽然韩凌应该不会介意，但刘据还是觉得应该给她一个正式的婚典和名分，而不是不清不楚的野合，毕竟这个时代还是比较看重名正言顺的，否则日后可能成为她与韩家遭人置喙的黑历史。

　　然而得知此事的司马迁却不这么想。

　　他将此事视作一桩美谈，已经下定决心记录下来，在自己未来编撰的史书中大书特书，甚至有心再开一個列传，就叫做“烈女列传”。

　　四千里寻夫，生死与共，沙场定情。

　　这是多么唯美的故事啊！

　　如果可能的话，他还希望多了解一下两人的往事，至少从刘彻赐婚开始，逐步解析两人的心路历程，顺便再根据自己的理解增添几分家国情怀元素，让这个故事完全超越男欢女爱的世俗境界，说不定可以传唱千年。

　　史书未必需要太过严谨，也可以兼顾一下艺术性嘛。

　　不管别人是怎么想的，司马迁坚持认为自己的辞赋天赋更加突出，决不能浪费了自己的艺术细菌。

　　至于父亲司马谈的严谨要求，许多时候都在束缚他的发挥。

　　这也是司马迁迟迟没有动笔的原因，因为之前编著的部分内容，已经全部被司马谈给焚烧了，还大骂他不尊重事实，侮辱了史官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。

　　但司马迁却坚持认为，是父亲司马谈不懂独属于史官的浪漫。

　　先秦时便有许多只专注记实的史官和史书，除了被秦嬴政焚毁的六国史书，又有几部流芳百世，为人们所传唱，或有几个史官留下了姓名？

　　不能为人们所传唱，不能脍炙人口的史书，终究会被人们遗忘，无法长远留存。

　　而经过了一定艺术加工的史书，才是人们爱看的，才是受众最广的，才有可能被人们口口相传、津津乐道，顺便也就记住了穿插于期间的真正存在过的历史，记住这部史书，记住编撰史书的作者。

　　如果刘据知道司马迁有这个想法，或许也会感叹司马迁悟性过人，居然这么早就领悟到了“新闻学的魅力”。

　　所以司马迁知道。

　　他真正能够编撰史书而不受影响的时候，应该在父亲司马谈过世之后，否则他写多少，司马谈就会烧多少，不过是空费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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