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凌与韩增都留在了军中。
刘据让韩增暂行司马之事,自然要留在建章营中,不过这只是刘据的意思,而并非刘彻的任命,因此暂时也只是虚职,充其量也就是刘据的个人顾问。
而韩凌则暂时安排在了和亲队伍中,与刘细君待在一起。
毕竟刘据此行可是出来自立的,出入带着个女眷,还安置在全是男子的军营之中,非但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,带来的影响也不怎么好。
现在的刘据和以前只想被废时不一样了,还是需要以身作则,方才能够服众。
至于洞房的事。
刘据倒也不是不想,而是觉得还不到时候。
虽然韩凌应该不会介意,但刘据还是觉得应该给她一个正式的婚典和名分,而不是不清不楚的野合,毕竟这个时代还是比较看重名正言顺的,否则日后可能成为她与韩家遭人置喙的黑历史。
然而得知此事的司马迁却不这么想。
他将此事视作一桩美谈,已经下定决心记录下来,在自己未来编撰的史书中大书特书,甚至有心再开一個列传,就叫做“烈女列传”。
四千里寻夫,生死与共,沙场定情。
这是多么唯美的故事啊!
如果可能的话,他还希望多了解一下两人的往事,至少从刘彻赐婚开始,逐步解析两人的心路历程,顺便再根据自己的理解增添几分家国情怀元素,让这个故事完全超越男欢女爱的世俗境界,说不定可以传唱千年。
史书未必需要太过严谨,也可以兼顾一下艺术性嘛。
不管别人是怎么想的,司马迁坚持认为自己的辞赋天赋更加突出,决不能浪费了自己的艺术细菌。
至于父亲司马谈的严谨要求,许多时候都在束缚他的发挥。
这也是司马迁迟迟没有动笔的原因,因为之前编著的部分内容,已经全部被司马谈给焚烧了,还大骂他不尊重事实,侮辱了史官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。
但司马迁却坚持认为,是父亲司马谈不懂独属于史官的浪漫。
先秦时便有许多只专注记实的史官和史书,除了被秦嬴政焚毁的六国史书,又有几部流芳百世,为人们所传唱,或有几个史官留下了姓名?
不能为人们所传唱,不能脍炙人口的史书,终究会被人们遗忘,无法长远留存。
而经过了一定艺术加工的史书,才是人们爱看的,才是受众最广的,才有可能被人们口口相传、津津乐道,顺便也就记住了穿插于期间的真正存在过的历史,记住这部史书,记住编撰史书的作者。
如果刘据知道司马迁有这个想法,或许也会感叹司马迁悟性过人,居然这么早就领悟到了“新闻学的魅力”。
所以司马迁知道。
他真正能够编撰史书而不受影响的时候,应该在父亲司马谈过世之后,否则他写多少,司马谈就会烧多少,不过是空费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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