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5】
崔大离找齐了帮忙的人,他往下安排,先贴“门报儿”。纸上用黑色毛笔写四个大字“恕报不周”,小字是“某宅之丧”,主家姓什么写什么宅,这叫“门报儿”。过去的门报儿,女子用粉纸,男子用黄纸,后来没这么多讲究了,一概用白纸,贴到大杂院儿的大门外侧。
卖菜的三哥和开出租车的二哥并不沾亲带故,只不过同住一个大杂院儿,邻居们习惯这样称呼。比如开出租车二哥的媳妇是二嫂子,家里的儿子叫二离,全家带个“二”字;卖菜的三哥一家全带个“三”字,三哥的姥姥就叫三姥姥。两家势成水火,二哥死于非命,虽说三姥姥一家不亏心,但是看在眼里也别扭,在左邻右舍的劝说之下,同意搬出去避上十天半月,这叫“眼不见为净”。邻居们生怕两家斗下去还会出人命,好在三姥姥过了气头,答应出去避一避。
自打1949年新中国成立移风易俗以来,旧时出大殡的风气已经非常少见了,近乎绝迹。二哥家又不是大门大户,不可能大操大办。可不管怎么从简,终究是发送死人上路的白事儿,那时候的穷讲究可也不少,越穷越讲究,该做的还是要做。贴完了门报儿还要写灵头,意外身亡之人的灵头非常不好写,“永垂不朽”和“沉冤待雪”不大合适,“永不瞑目”怎么样?合适是合适,但是那么写可太吓人了,到最后什么都没写。
接下来是布置灵堂。帮忙的几个人一齐动手,先将屋里碍事的东西挪开,正当中摆上遗照,放好点心供品,下边是火盆烧纸。倘有人来送花圈花篮,根据交情的深浅,或多或少要给份子钱,挑水胡同灶头大院儿的邻居都过来随份子,或是一百或是二百,至少五十。哪怕互不认识素无往来,只是住得近,那么于情于理,也都该讲究个礼数。甚至有隔了好几条胡同,没任何相干的人也过来行个礼,说一会儿话,蹭两支烟,临走掏出二三十块钱凑个份子。
崔大离在屋里屋外两头忙,一边张罗人买东买西,一边还要用行李布在胡同搭起灵棚,再牵出电线,挂起一个一百二十瓦的大灯泡子。灵棚为了防雨,灯泡则是天黑时用来照明。您想,住平房大杂院儿的人家,谁家不是十来平方米的小屋,能有多少椅子茶碗?可也不能让吊唁哭丧的人坐在地上,新中国成立前天津卫有租赁铺,不管是白事儿还是红事儿,都可以去租赁铺搬取桌椅、杯盘、茶碗、暖壶,用完再还回去,损坏丢失照价赔偿,既便宜又省事儿。50年代以后没有租赁铺了,他必须挨家挨户借,从早到晚忙前忙后,腿儿都差点跑断了。
吊唁的人还真不少,白事儿一连三天,第三天晚上送路,要到十字路口烧纸,一直忙到半夜。我和臭鱼送最后一拨人出了胡同,走回来的时候看见还有三四个男子,他们是在门前守夜的,几个人凑到一块,一头抽烟喝水,一头低声说话,听不清他们说什么,可能是在嗟叹二哥意外身亡。
那会儿的路灯过了十点全灭,夜半三更,风吹月落,漆黑的胡同里更是没有一个行人往来,只有一点灯光忽明忽暗,衬得白色的门报儿愈发阴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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