舒甲睡了一个好觉,跟郭威比起来,他没有那么极其旺盛的精力,甚至还不如王角。
这两人是典型的工作狂,不管是“劳人党”还是“大唐人民革命军”内部,比得上的都是屈指可数。
七月半,烟火气明显就多了,祭祖烧纸基本都会在这一天相对集中,不过因为杜如晦留下来的传统,倒也没有大办特办的。
湖南这边朴素,江东江西也没有奢华到哪里去。
跟湘北大乱之后的景象相比,湘南的相对稳定,反倒是要适宜一些。
永州的山区匪患还有,因为成分复杂,甘正我的剿匪策略,从来不是针对一方一地的,而是通过自己的硬关系,在广西、黔中、湖南、岭南四个地方同时沟通。
哪些土匪头子罪大恶极,哪些土匪还有挽救,这就要看传统官场和江湖上的能量。
一年多的时间,大部分土匪寨子,都顺利地接受了改造。
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,拼的就是对地方的熟悉,以及地方人口的支持。
“劳人党”在全国范围来看,影响力不算什么。
可是集中在湖南,那就不一样了。
土匪们即便依托有利地形负隅顽抗,又或许粮草充沛可以支撑个一年半载的,但是三四个月的与世隔绝,就足够让土匪们绝望。
而每当“大唐人民革命军”在前方获得胜利,消息传到湘南,都会让土匪们的士气暴减。
无法维持队伍,不管是土匪还是军队,都会面临解体的风险。
土匪窝散伙成风,逃跑成习惯,久而久之,此消彼长之下,整个湘南、湘西、黔东南,除了几股老牌土匪寨子,基本都被定点拔除。
从战况上说,甘正我的第二军没有郭威的第一军轰轰烈烈,热度也不够,但从歼敌数和作战次数来讲,第二军是第一军的数倍。
几乎就是每天都有战斗,公审大会的烈度,比当初在湘东还要激烈。
说到底,论起阶级矛盾,湘西、湘南其实比湘东更加深。
其中不仅仅包括大地主、大资本家对佃户、雇工的压榨,还有土匪跟地方豪门对地方普通百姓的治安恐吓。
恐怖治理也是一种治理,而且基本上成为地方士绅的法宝之一。
官僚们乐见其成,倘若治下百姓不反抗,那自然是皆大欢喜;如果治下百姓反抗,那只要抓几个没根脚的土匪出来,该就地正法的时候,就要就地正法。
这一套玩好了,那么湘西、湘南的地方官,就当好了一半。
剩下的一半,无非是跟士绅们谈合作,包括但不限于每年的公粮征收额度,甚至还能通过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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